新华网西安8月9日电 (记者 石志勇 付瑞霞)随着陕西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医生涉嫌贩婴案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，在谴责、严惩恶行和反思管理漏洞的同时，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：为什么受害家长没有勇气面对“有缺陷”的孩子，而是听信医生的一面之词，从而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？为什么有人可以像买卖东西一样买卖别人的孩子？

　　对于这些问题的探寻和追问，或许可以成为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途径。

　　父母缘何轻易放弃骨肉

　　当办案民警把丢失20天的儿子平安送还，来国峰不禁失声痛哭：“我后悔啊，我咋能不要我娃啊，我不配做他的爸爸……”来国峰边哭边用手拍打自己的头和脸，久久不能平息情绪。

　　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张某声称来国峰刚出生的儿子是“梅毒、乙肝病毒携带者”“尿路畸形、性别不详”，诱骗来家人放弃孩子再抱出去贩卖，而这个张某正是来国峰父亲的小学同学。
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和来家人有相似遭遇的还有至少7户人家。他们都与张某有着同学、同村等“熟人”关系。55岁的杨秋棉和张某同学4年，在她眼里，张某“脑子好、学习好、待人亲切”，是同学中的佼佼者。因此，当张某让她一家放弃出生5天的孙女时，杨秋棉立即同意了，“就想着张某是为我们好么”。

　　盲目信任“熟人”、缺乏医学知识、害怕孩子有病、怕传出去丢人……这是来国峰一家人和其他潜在受害家庭的共同心理特点，也是张某施展骗术的着力点。

　　来国峰已经有一个3岁的女儿，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，家里的收入除土里刨食外全靠他一人在西安打工。当张某说孩子的病需要大笔医疗费，还不一定治得好时，来国峰觉得脑袋“轰”了一下。

　　“孩子还没出生，张医生就三次进出产房，劝我爸妈放弃小孩，让我们尽快作出决定。”来国峰说，当下全家人都吓蒙了，过两天才回过神来。

　　来国峰一家和几个报案者都是农村居民。陕西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，农村居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，使他们更易被这样的事情侵害。“‘养儿防老’这种观念在农村仍根深蒂固，因为农民在医疗、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障还远远不够，如果生了体弱或残疾的孩子，不仅不能养儿防老，还将支付大笔医疗费用，这对他们的家庭是毁灭性的打击。”

　　婴儿被拐“买家”难辞其罪

　　经警方初步调查，富平医生涉嫌贩婴案系一起跨省拐卖婴儿团伙案件。7月16日晚，医生张某以“婴儿患有先天性疾病”为由，诱使家属放弃对婴儿治疗并交由自己处理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张某与山西的犯罪嫌疑人潘某取得联系，17日3时，潘某、崔某从张某家中以2.16万元将婴儿买走，后又以3万元将婴儿贩卖给其他犯罪嫌疑人。

　　随后婴儿又被多次转卖，当最后的“买家”，家住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的朱某得到婴儿时，他所付出的价格已经加码到近6万元。朱某为何要买婴儿？据当地警方调查，朱某已经生了三个女儿，受传统思想影响怕人瞧不起，心里一直想生个儿子。

　　4日凌晨，警方将婴儿解救。而在短短20天里，这名婴儿已被转卖三次，漂泊三省，价格也从2.16万元一路涨到3万元、5万元、5.98万元。这起贩婴案形成环环相扣、流程清晰、手法熟练的作案链条，凸显出我国当前人口拐卖犯罪现象的严重性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认为，拐卖儿童犯罪屡打不绝与买方市场需求旺盛密切相关。我国一些地区民众受传统观念影响，“重男轻女”“传宗接代”“养儿防老”和“男女双全”的思想根深蒂固，导致这些家庭把人口作为商品买卖，没有儿子就买儿子，没有女儿就买女儿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法律制度不完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张志伟说，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”。但该条第6款同时规定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，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，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，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，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”。

　　据记者了解，因为该条第6款的规定，目前拐卖案件中，买家在司法实践中几乎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即使有个案被刑事处罚的，也都是缓刑处理。收买行为不被追责，客观上纵容了非法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，助长了拐卖犯罪的气焰。

　　防止悲剧应从源头治理

　　截至8月8日，警方已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。除产科医生张某外，还有2名山西籍和3名河南籍的犯罪嫌疑人。对于这起案件是否还涉及其他医护人员，当地警方正展开进一步侦查，富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和两名相关负责人已被免职。

　　有关专家认为，除了通过此案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的相关制度外，要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，还要从源头上对拐卖儿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打拐要打“买”。

　　张志伟认为，针对打击“买家”相关法律不完善的问题，首先要修改刑法相关条款，使拐卖儿童案件中的“买家”受到法律制裁。违法者不受处罚，必然助长其犯罪的勇气。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，只有严厉打击买方市场，才能从根本上堵住拐卖犯罪的源头。

　　张志伟称，要解决拐卖儿童现象猖獗的问题，还要力推综合治理。在完善法律法规、健全反拐制度、加强反拐宣传的同时，制定全国性的综合治理方案，形成综合整治买方市场的合力。政府应当引导民众摈弃“重男轻女”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，不断完善养老制度，畅通国内收养渠道，采取措施解决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。

　　石英认为，富平贩婴案中的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能够得手，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利用了人们对于“看病难”“看病贵”的畏惧，对此应加快医保体系改革，使人人都能享受医疗保障，也才能使每个生命都不被轻易放弃。同时要通过法制教育让民众增强防范犯罪的知识，提高“反拐”意识和能力，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。